由蚊子叮咬传播的疟疾，今天已可防可治。但在近一个世纪之前的云南思茅，它却是一场几乎窒息了整座城镇的致命瘟疫。 
　从常住人口7万余人的繁华边贸小城，变成虎狼出没、荒烟蔓草的凋零村落，20世纪前半期，思茅坝区经历过一场大型的疟疾流行。从1919年开始，三十年间，思茅坝区人口剧减，到1949年思茅解放时，坝区人口已不足2000人。 
　思茅思茅，活人不牢（活不长）、要到思茅坝，先把老婆嫁，当时的人用顺口溜来描述疟疾在思茅坝区的肆虐。但遗憾的是，到了今天，亲历疾病蔓延恐慌的人们已经所剩无几。很多普洱当地人对这场疟疾大流行的认识，仅仅是听说过这件事。 　这是一段被湮没的历史。 　

   清末民初的繁华市镇 　

   商贾云集，街头喧闹，生意兴隆，人口极盛。清末民初，思茅坝区曾是滇南重镇、贸易中心。 
　思茅坝区，就是现在的普洱市思茅区，属于普洱市的城区部分。历史上，思茅坝区享有金腾冲、银思茅的盛誉，因商业发达，这里曾是滇南的贸易中心，普洱道尹府也曾驻节于此。1919年之前的最盛时期，城区有22条街道。通过调查考证思茅坝区的土地、水井、村落遗址等历史遗迹，思茅区前政协副主席雷继初认为，思茅坝区最盛时期的人口在7-8万之间。 
　出生于1932年的雷继初，并未能亲眼目睹思茅城当时的繁盛。他对思茅的繁华记忆来自于长辈。 
　从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到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的100多年间，思茅坝子迎来了史上第一次大繁荣时期，雷继初说，当时的思茅坝子常住人口近10万，城内有茶号20余家、银铺40多家，赶着上百匹马的藏人马队每年都会数次浩浩荡荡出现在城里，前来购买茶叶。到了光绪年间，持续的繁荣之下，思茅城被辟为商埠，甚至引来了外国人。这里设有法租界，思茅海关的关长由英国、法国、丹麦、日本、俄国和比利时等国派人轮流担任。当时的思茅海关直属北京的海关总署。 
　繁盛时期，思茅坝区商贾云集，坝区内2万多亩田地无一荒芜。当时的思茅人以几句简要的描述记录着当时的繁华场面：街上每天要宰五条牛、五十口猪、做生意要在人头上递钱。 
　在当时，运输货物多靠人挑马驮。因茶叶兴盛而发展起来的下游产业，如皮匠、铜匠、铁匠等也繁荣一时。雷继初回忆说，即使到了他这一代，思茅城因疟疾的肆虐已进入凋零时期，但他当皮匠的母亲给马做辔头，仍能勉强养活一家七口人。 　

    战祸来袭，瘴疠遍地 
　从1919年起，疟疾在思茅流行。每户可免死，但不免病；继而每户可免死绝，但不免有死亡 
　历史上，思茅就是一个瘴疠频发之地。思茅坝区地势南高北低，每年5-10月为雨季，七八月份降雨尤甚。坝区里气温适中，年平均气温17℃—18℃，相对湿度80%—82%，属亚热带湿润气候。坝区里沟渠纵横，水资源丰富。这样的自然气候条件，十分适合传播疟疾的元凶——微小按蚊生存。 
　近一个世纪之前，疟疾仍是一种可怕的疾病。它是一种由疟原虫引发的急性寄生虫传染病，病人头痛发烧，感觉忽冷忽热，关节疼痛。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，死亡率极高。 
　思茅本地人由于世居于此，对微小按蚊传播的疾病已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抵抗力，所以，之前少有疟疾大流行的记载。20世纪初期，随着思茅城南来北往的客商增多，当地也时有旅人倒毙路旁或旅店客房的消息，但本地居民还未被大量波及。 
　战祸带来了流行的瘟疫。1912年—1918年，思茅的民团先后两次被派往顶真（今属勐海）等地，镇压少数民族反抗。穿行瘴疠之地，许多士兵患上疟疾而死。当民团返回思茅后，大量的病源随之涌入。从1919年开始，思茅遭遇了昏暗的疟疾大流行时期。 
　疟疾流行初期，每户可免死，但不免病；继而每户可免死绝，但不免有死亡，疫情后来越发凶猛，全家、全寨，整条街死绝的惨相都有发生。 
　《思茅县志》记载，据当时的政府官员赵仁山调查，城区回梓街、小石桥、珠市街、财神庙等街道居民死亡2/3；架龙是个200多户人家的大寨子，只剩下7户；高家寨、唐家寨共200多户人家，只剩下高小生一个人。有村中尚未死绝的人家，夏秋忙于收割，婴儿幼童弃置家中无人照管，收割完毕时，婴儿已死，当时有句俗语，说收割之时儿哭娘，收割之后娘哭儿。

　据《思茅镇志》记载，民国30年（1941年）夏秋时节，田中稻谷成熟无人收割，只得由驻军代收；军民染疾而死者不在少数，死后无人掩埋，尸体随意丢弃，街坊门联全是白字。至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）年，城区街巷荒芜，郊区80多个村子中，有70多个渺无人烟，成了当时世界闻名的超高度疟疾区。 　

  万户萧疏鬼唱歌 　

   疫病流行，人口剧减，遍地荒草，虎狼出没。疟疾高发时期，思茅坝子成了人人恐惧的地方。 
　到雷继初记事时，昔日寺庙多、古桥多的思茅坝区遍地萧条迹象，到处长满了剑麻和班茅草，城墙上的砖缝间冒出了高大植物。我记得每年政府都要征召乡野民夫进城来砍伐树木。 
　思茅还一度成为虎狼出没的地方。在雷继初10岁那年，一只老虎闯进城区，被人们打死。还有人见过狼出没，我们那时候夜里一般不敢出门。 
　随着疟疾的散播，关于瘟疫的恐慌情绪在不断蔓延。1939年7岁时，雷继初也染上了疟疾，忽冷忽热，接着是出汗、发抖。那时候也害怕啊！可是没得办法。对于疟疾，大户人家有应对招数：搬迁，或者设法购买当时十分稀缺的治疟药物。 
　雷继初家本是大户。他年幼时，父亲从缅甸赶马队运货物返回思茅城，途中遭遇土匪抢劫，从此家道中落，一蹶不振。雷家姊妹五人全靠母亲做皮匠生意养活。 
　自7岁那年得过疟疾之后，雷继初每个月都要得一次疟疾。直到15岁以后，身体抵抗力开始增强，瘟疫才逐渐离开了雷继初。不过，他的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却因染病，早年夭折。弟弟得了痢疾，妹妹得的是猩红热。雷继初说，如果不是当时家道中落，家里也可能搬迁。搬到外地外乡，一家人谋生都成问题。当时的普通百姓就是这样，没办法。 
　初患疟疾时，雷继初记得自己非常恐慌，但每次都能幸运痊愈，后又染病，久而久之。恐慌就变成了认命。无所谓了。我觉得当时很多留在思茅坝区的人都有这样的情绪。 
　老医生王正昌的父母、大哥，也都因疟疾而死。他家本在宁洱县同心乡，父母去了几趟思茅坝子，回到老家后，就病得再也下不了床。母亲去世的那一天早上，沉浸在悲痛中的一家人还没缓过神来，当天晚上，王正昌的父亲也撒手人寰了。 
　这年是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年），疟疾在思茅坝区的肆虐已经进入了第24年。那一年王正昌5岁。民国政府束手无策，任凭疾患蔓延。 
　一年后，王正昌的大哥到思茅坝子赶牛，染上疟疾，连走路都困难，被人用自制的担架抬回家中，不久也死去了。王正昌本人由于长久没有踏足思茅坝区，童年时期没有得过疟疾。 
　王正昌说，坝区是蚊虫的天堂，山上由于缺少水渠，蚊虫不易繁殖，所以山里村民得疟疾的不多。当时疟疾那么厉害，很多山里的人只敢在白天种地，不论多晚，都不敢在坝区里过夜。 
　思茅区现在有一个叫三家村的地方，这个名字就来源于那场肆虐了三十年的疟疾时期。当时那里死得只剩下三家人了，所以叫做三家村。如今，三家村人对这个地名的来源都非常熟悉。 
　现在的三家村居民，基本上全部都是解放以后从山上搬迁过来的。亲历疟疾大流行的人和他们的后裔已经不在，村里是崭新的街道和房子。历史上疟疾疫情严重的珠市街，现在是一条长约600米的狭窄菜街子。住在这里的人们，对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疟疾已经知之甚少。 
　在雷继初的印象中，如今是宽阔街道和繁华建筑的地方，当年要么是埋葬遗体之处，要么就是空空的民房。 　

   新政府与新抗疟战役 　

   1949年解放后，坝区迎来了新的转机。从防疫医疗到民生经济，当地的颓势大为扭转。 
　防治瘟疫，惨烈程度堪比一场战争。民国政府始终未能组织起一场对疟疾的有效阻击。 
　疟疾爆发初期，中央政府派了一个叫余新述的专员来思茅调查治理疟疾。未曾想，人还没到思茅坝区，药品就被抢走，结果此人落荒而逃，跑回了昆明。从此之后，疟疾狂魔长驱直入，再无有效抵抗。 
　在思茅的抗疟史上，后晋修是一个必被提及的人物。后晋修，思茅人，1928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科大学，1934年5月返乡后任云南陆军医院医正。之后，他接到一封思茅老家40余人联署的求援信。信中说道：家乡十余载来瘴疫猖獗，一家死绝，一街死绝，一村死绝，人口骤减，市场萧条，目前还在继续，民众皆存有今天无明天，知今年不知明年的恐惧心理。思茅正迫切需要医药，希望你能速回思茅，以拯桑梓不至毁于一旦。 
　1935年1月，后晋修返回家乡，成立思普医院。他的团队在当地开展的调查显示，当时的疟疾发病率高达72.88%，瘟疫在当地如野火一般肆虐，人们根本无力抵抗。后晋修立即着手调查疫情，治疗病人，捕捉按蚊制作标本，研究疟原虫，并向民众广泛宣传抗疟知识。 
　同年10月10日，中华民国国庆节时，当地照例要在夜间提灯游行，他借此机会向民众宣传抗疟知识，还亲手制作蚊子模型彩灯，领着思普医院的职工，每人提着一个蚊子模型彩灯参加游行，呼喊灭蚊口号。 
　思茅的抗疟初见成效之时，由于地方付不起职工工资，最终只留下一名工作人员在当地坚守。后晋修于当年11月返回昆明，民国政府对疟疾的最后一次抗击至此结束。 
　1949年2月，思茅坝区解放，一切迎来了新的转机。1956年9月，18岁的王正昌参加了思茅专区卫生人员训练班，成为人民政府抗疟大军的一名新战士。培训结束后，王正昌和同事们分赴各地调查，重点记录户数、村子分布、山川河谷以及疟史访问。1957年10月汇总材料，形成了疟疾疫情分布图。此后的一生，王正昌和同事们一道，奔走在消除疟疾的基层医疗战线，直到1998年，他从普洱市思茅区疾控中心退休。 
　人民政府开始了一场针对疟疾的有章法的战斗，一举获胜。从此之后，疟疾病例在当地一减再减。1958年，思茅坝区的发病率降到2.2/万人，同年在坝区72次按蚊普查中，仅捕获微小按蚊12只。至此，思茅坝区已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，宣告疟疾被基本消灭。 
　思茅的抗疟战果还不断得到巩固。1957年设立的云南省疟防所，于2001年更名为云南省寄生虫防治所，从这家省级机构名称的更改，就可看出疟疾的萎靡之势。云南省寄生虫防治所所志显示，2010年，全省范围内首次实现了无疟疾死亡病例报告。 
　我们思茅人，对医务工作者是怀有深厚感情的。雷继初拿出两页用信笺誊抄清爽的词出来，我作了一首词，准备拿去参加在镇沅举办的普洱市诗词楹联协会的聚会，我给你念几句。 　

   满江红 白衣颂 　

   雍正厅城，茶兴贡，商家云聚名远播，疾症肆虐，药医无据，几个医生供不起。晋修无奈蚊虫恶，人外流，老虎遍城游，难悲度。 
　春雷响，情乃沸，清垃圾，医生迭。药械忙内运，免酬诊慰，祖佑领着消疟疾，有汉筹建区医院，白衣勤，百倍梓民添，人心悦。 
　词中所说的祖佑和有汉，全名是郑足佑和罗有汉，他们都是为思茅抗疟做出了显著成绩的医务工作者。我以这首词，向那些为抗击疟疾而奉献的医务工作者们致敬。 
　雍正厅城，茶兴贡，商家云聚名远播，疾症肆虐，药医无据，几个医生供不起。晋修无奈蚊虫恶，人外流，老虎遍城游，难悲度。 
　春雷响，情乃沸，清垃圾，医生迭。药械忙内运，免酬诊慰，祖佑领着消疟疾，有汉筹建区医院，白衣勤，百倍梓民添，人心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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